摘要:本文以三言二拍中涉及夢的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占夢對小說情節結構的影響,并討論因思成夢對小說刻畫人物和敘事手法的貢獻。此外,與唐人小說對類似題材的處理相比,三言二拍中記夢小說所表現的人生態度和思考具有世俗化、諧趣化的特點,對民間趣味的追求取代了諷世意味和深刻的人生慨嘆。

關鍵詞:占夢 預示 三言 二拍 形態 藝術功能

夢是古代小說的重要素材與表現方法,中國古代對于夢的觀念也深刻地影響著小說創作的各個方面。具體到話本小說的代表“三言”、“二拍”來看,在涉及到夢的作品里,占夢以其對未來的預告和示警成為許多小說情節的推動力,且影響了小說的結構框架。此外,因思成夢在小說中作為描摹人物心理的手段,其交錯虛實和倒換時空的功能極大地豐富了小說的藝術表現。本文擬以“三言”、“二拍”中涉及夢的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夢”在小說文本中的存在形態與藝術功能。

 

一、占夢對小說情節結構的影響

占夢的傳統在我國源遠流長,占夢術的淵源是前兆迷信,即認為一些無法解釋和控制的自然現象和生理現象是神靈的某種啟示。前兆迷信通過與先民的夢魂觀念結合而轉化為夢兆迷信,隨著要求預卜事情的增加,人們從自發地迷信夢兆到有意識尋找夢兆,原始的夢兆迷信過渡為占夢迷信[①],占夢術逐漸形成一套完備的占夢理論。在中國古代的夢觀念里,夢象受天命而來,預示著人事的未來和吉兇。古代有關占夢理論的文獻極多,早在《周禮 春官》就已記載了初步的占夢體系:“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兇。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各家各派關于夢的分類紛繁復雜,但預卜吉兇一類總是不可或缺。楊上善《黃帝內經太素》把夢分為三類,起首就是“人有吉兇,先見于夢,此征夢也。”王符《潛夫論》把夢分為十類,其中“直夢”、“象夢”、“反夢”體現了占夢的內容,據說“觀察行事,占驗不虛”。佛教的《大智度論 解了諸法釋論》提出夢的五種分法,其中有一種“天與夢,欲令知未來事。”紀昀《閱微草堂筆記》認為夢分四種,其中“氣機夢”是“有禍福將至,朕兆先萌”,而“氣機旁召夢”則是“吉兇未著,鬼神前知,以象顯示,以言微寓”。這種具有預示未來功能的夢,是夢在古代小說里的重要存在形態。據筆者的初步統計,“三言”“二拍”中涉及夢的小說分別是47篇和30篇,其中有關占夢的篇章——如物兆、夢告、感應等——都達到了半數以上。夢的預兆作用影響到話本小說的敘事結構,大致包括三個方面:一、情節的衍生或推動;二、昭示輪回與神異;三、現實因果關系的解釋。

首先,對故事情節的衍生和推動是占夢影響小說情節結構的主要方面,多按“困境——夢——占夢——夢驗”的方式展開,由此形成了一些敘事模式。如在發跡變泰小說里,帝王之夢作為士人飛黃騰達的因由,往往是情節發展的重要轉折。《趙伯升茶肆遇仁宗》(《喻世明言》第十一卷)寫一個叫趙升的秀才因為寫錯了“唯”字的偏旁而落第,在東京滯留難歸。宋仁宗夜夢金甲神人坐駕太平車,上載九輪紅日,直至內廷。司天臺苗太監占曰,“此九日者,乃是個旭字,或是人名,或是州郡”,“陛下要見此人,只在今日。陛下須與臣扮作白衣秀士,私行街市,方可遇之。”仁宗微服前往,與趙升相遇于茶肆,遂授其西川五十四州都制置,趙升是以發跡。《俞仲舉題詩遇上皇》(《警世通言》第六卷)寫俞良應舉不第,流落臨安,囊中匱乏,幾欲求死。而做了太上皇的宋高宗夢見西湖上兩條黑氣沖天,圓夢先生解道:“有一賢人流落此地,游于西湖,口吐怨氣沖天,故托夢于上皇。必主朝廷得一賢人,應在今日。”上皇亦微服私訪,尋覓俞良,“朕今賜卿衣紫,說與皇帝,封卿大官”,俞良遂一步登天。在上述小說里,如果沒有帝王的夢兆和相關的釋夢行為,趙升和俞良就只能潦倒終身,占夢從根本上決定了小說情節的走向。而帝王根據夢象尋找沉淪的士子,則是人物命運轉折的樞紐,帶有很強的夢兆迷信和民間想像色彩。在這樣的安排下,實際生活中決定人物命運的種種復雜因素被簡單化和清晰化了。

在公案小說里,當命案暴露之前,或者案件難以決斷,陷入絕境時,當事人往往會在夢里得到鬼神的啟示[②],且多采用隱語或詩謎的方式,顯得撲朔迷離。《三現身包龍圖斷冤》(《警世通言》第十三卷)寫大孫押司被其妻與小孫押司合謀致死,亡魂多次向使女迎兒申冤,但迎兒的丈夫王興不敢告官。包拯夜夢一聯“要知三更事,掇開火下水”,遂懸賞訪問聯內之意,此語恰與大孫押司冤魂付與迎兒的紙書暗合,這才促使王興說出了亡魂申冤之事,包拯由此破案。在《金令史美婢酬秀童》(《警世通言》第十五卷)中,當秀童蒙冤,案件難決時,張陰捕夢見神道告訴他丟失的銀子在“廚柜頂上葫蘆內”,暗示竊賊姓胡和姓盧,成為情節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同樣,《許察院感夢擒僧》(《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一)中,王爵被殺的命案在州里審理不下,兩個被懷疑對象各執一詞。許察院聞報以后,認為兩人都是冤枉,可能另有別情,然而要繼續偵破,卻沒有絲毫線索。直到夢見婦人告知“無發青青,彼此來爭。土上鹿走,只看夜明”,才由前兩句猜到尼姑真靜身上,進一步追查后,獲知真兇乃無塵和尚的弟子月朗,與夢中所得的后兩句相合。在這些小說里,當案件委決不下、故事無法繼續進行時,夢兆便為破案提供了重要線索,使情節發展得以柳暗花明。不過,當事人在夢中獲得的提示大都以隱語的方式給出,需要借助拆字、諧音、解謎才能得出事實的情形。從敘事的角度看,這樣的構思增加了小說情節的曲折性和神秘性,有助于調動閱讀興趣。

值得注意的是,對上述兩種類型的小說而言,“困境——夢——占夢——夢驗”的敘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現實規律和小說的內在邏輯。如果剝離了夢兆迷信和尋求夢驗的努力,小說的情節發展將不再具備內在的敘述邏輯。事實上,解釋夢象作為這類小說的情節樞紐,導致故事內在的邏輯和聯系被沖淡甚至忽略。在這個層面上,小說家以對占夢的設計代替了對現實規律的把握和表現,雖然符合夢兆迷信的傳統心理和民間想像,人物塑造和情節架構卻不免流于單一。

其次,占夢對小說構思的影響還體現在對輪回與神異現象的昭示。歷代史傳在記載帝王的身世時,往往以其母夢兆得孕的傳說來增添神秘色彩,宣告其為天命所歸。而佛道出于自神其教的需要,其中亦不乏占夢的內容。話本小說吸收了這些傳統,在描寫異人和昭示輪回時,也多借助夢兆、托夢等手段。《張道陵七試趙升》(《喻世明言》第十三卷)寫張道陵之母曾夢北斗第七星墜落化人,手托仙藥,其母取而吞之,從此懷孕,暗示張道陵非同凡人。接下來寫他七歲解說《道德經》,十六歲博通五經,后出家為人間天師,充滿神異色彩。同樣,《旌陽宮鐵樹鎮妖》(《警世通言》第四十卷)寫許遜之母夢金鳳銜珠,吞珠而有孕,而許遜是玉帝所差玉洞天仙臨凡,以剿除孽龍。此外,《月明和尚度柳翠》(《喻世明言》第二十九卷)寫柳宣教設計使玉通禪師犯了色戒,玉通遂投胎到他家報怨。柳夫人夢和尚走入臥房而懷孕生女,表明其女即玉通的轉世。《明月禪師趕五戒》(《喻世明言》第三十卷)寫五戒禪師破戒后轉世為蘇軾,降生時其母夢一瞽目和尚入房。明悟禪師轉世為佛印,其母得子時亦夢羅漢抄化。《陳可常端陽仙化》(《警世通言》第七卷)寫陳可常出生時,其母夢金身羅漢投懷,而可常是五百尊羅漢中常歡喜尊者轉世,以完前生宿債。這些小說具有自身的敘述邏輯,夢兆及其所體現的天命觀、宗教意識實為游離于情節之外的裝飾性部件,重在渲染神秘和靈異的色彩,或者在敘述上有一定的預示作用,對情節發展的影響則相當輕微。

復次,有的小說把夢兆作為一種告知前程和解釋因果的手段。小說情節的構建主要依照現實規律展開,夢對當事人來說,僅為提示和點化,或者是對其現實遭際中因果關系的解釋,于情節走向則影響不大。《張舜美燈宵得麗女》(《喻世明言》第二十三卷)寫張舜美與劉素香在私奔出城時走散,素香暫入大慈庵安身,拜告白衣大士。三年后舜美高中解元,會試途中被大風阻舟于鎮江,恰是大慈庵的所在。是夜,素香夢見白衣大士報云:“爾夫明日來也”,舜美沿江游賞時偶到大慈庵,與素香得以重會。在這里,白衣大士的夢告只是一種附會的點綴之筆。將舜美阻擋在鎮江江口的大風固然可以理解為觀音顯靈,但把它看作促使二人重逢的偶然機緣亦無不可。在《蘇知縣羅衫再合》(《警世通言》第十一卷)中,蘇云赴任途中遭遇水賊,后投水得救。鄭氏夫人在管家的幫助下逃脫,產下一子后被迫拋棄,恰被水賊收養。十九年后鄭氏告官,其子登科及第,是審理此案的官員。此時蘇云尋訪家人消息,路上夢見求簽,簽語暗示金陵是骨肉團圓之地,于是到南京告狀,后來一家團聚。雖然夢中簽語提示蘇云前往南京,促進了報仇與團圓的實現,但即使脫離這一設計,情節發展亦有內在的現實邏輯。因為鄭氏的告官和其子的得知真相才是冤仇水落石出的關鍵,蘇云的夢象只是加速了美滿結局的到來。假設蘇云并未有夢,也未到南京,其子一旦與生母相認,尋找生父和報仇便是順理成章的安排。其實在蘇云到南京之前,其子已經明白鄭氏的真實身份,只是小說家有意讓他們闔家重逢,才拖延了正式相認的時機,一直等到蘇云告狀之后。在這些小說里,夢兆與現實條件相聯系,僅僅起到了提示和預告的作用,并未左右情節的發展。在占夢的導向和現實的規律之間,小說家更傾向于表現后者,夢兆則轉化為裝飾性情節。

有意思的是,小說家有時還會根據人物的現實行為改變夢兆的預示。如《李克讓竟達空函 劉元普雙生貴子》(拍案驚奇卷之二十)的頭回中,一位酒肆老板夢見五位尊神說蕭狀元終日在此間來往,應在隔壁處館的蕭秀才身上。后來蕭秀才偶然幫人寫了一封休書,店主復夢尊神言其拆散夫婦,被上天減了爵祿,不能中狀元了。在這里,夢告的內容依照現實的因果報應而改變,夢成了當事人行為后果的反映,而不再是引導。

這種解釋因果的夢兆也常常出現在小說結尾,作為主體情節的補敘和說明,并不影響小說自身的敘述邏輯。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中柳遇春在江上拾得裝有明珠異寶的匣子,當夜夢見杜十娘告知,此為從前資助她贖身的報答。《兩縣令競義婚孤女》(《醒世恒言》第一卷)里鐘離公夢石璧告知上帝賜其得子和安享遐齡,作為相救月香的酬報。這類夢兆多出現在小說的主體情節發展結束之后,為獨立的敘述邏輯插入果報的因素,其實可有可無。還有的小說在敘事中采取限知視角,有意留下懸念,到結尾處再用夢的形式予以解釋。《滿少卿饑附飽飏 焦文姬生仇死報》(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一)寫滿文卿貧賤時受焦氏父女厚恩,登第后卻別娶高門,十年不與焦家通半分音訊。一日焦文姬忽然帶丫鬟尋來,道父親已死,淪落無依,情愿為妾。朱氏夫人把她們安置在家中,某晚滿文卿去焦文姬房中歇宿。此后的敘述完全采用朱氏的視角,次日見二人久不出來,從推門、叫門到掘開墻壁,讀者和朱氏一樣不知道屋里究竟是什么情形。眾人進去后發現滿少卿暴斃于地,朱氏懷疑焦文姬和丫鬟是鬼,但不敢確信。這時,讀者依然不明白事情的原委。直到朱氏晚間夢見文姬解釋自己被滿少卿拋棄后抱恨而死,在冥府訴準,此番專為索命而來,讀者才恍然大悟。這里的夢作為因果解釋的手段,被小說家特意安排在故事結尾,前面的敘述由此避開全知的視角,一波三折,懸念陡生。在這里,夢的功用從預兆轉為說明,深刻影響了小說的敘事結構。

二、 因思成夢在小說中的藝術功能

從中國古代對夢因的探討來看,“精念存想”對于成夢具有重要意義。《周禮 春官》對夢的探討雖出自占夢的需要,卻也注意到了夢的精神心理原因[③],鄭玄注“思夢”曰:“覺時思念之而夢”。王符在《潛夫論 夢列》中所說的精夢和想夢,即“精念存想”所致,“孔子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精夢也。人有思,即夢其至;有憂,即夢其事,此謂想夢也。”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提出的“意識夢”與此相類,即“有念所專注,凝神生象,是為意識所造之夢,孔子夢周公是也。”這類因思而成的夢,是夢在古代小說中的另一種重要形態。具體到“三言”、“二拍”來看,涉及思夢的作品并不具有濃厚的占夢色彩,夢兆吉兇的觀念趨于淡化,傾向于表現生活的常態。與先民的夢魂觀念相聯系,思夢在小說中主要通過寄夢與魂游的形式展開。小說家借助其在行文過程中交錯虛實、倒換時空,極大地豐富了小說的藝術表現。

寄夢大都是因情成夢,在實際生活中的不能滿足的愿望,通過夢境則可以跨越現實的障礙和界限。而且因為夢的非理性化傾向,當事人的想像和欲望往往容易在其間袒露。基于此,寫夢成為小說家描摹人物心理的手段之一。如《西山觀設箓度亡魂 開封府備館追活命》(拍案驚奇卷之十七)中,寡婦吳氏白天在孝堂上見妙修道士豐姿出眾,“轉一個念頭,把個臉兒紅了又白,白了又紅”,但苦無機會。晚上夢見與妙修偷情,醒來后“一夜睡不安穩”。《趙縣君喬送黃柑 吳宣教干償白鏹》(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四)寫吳宣教見過趙縣君后心魂繚亂,晚上宿在妓院,居然夢見趙縣君相請,及至醒來,又把同寢的妓女認做趙縣君。通過夢境以及做夢前后的細節描寫,人物的心理和欲望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展示。當然,話本小說由于自身的局限,難以深入表現人物心理的幽微曲折,而且對現實中的偷情描寫也十分大膽,幾乎是此前夢境的重現,缺少現實中情感表達的含蓄、對潛意識的壓抑,以及與夢境構成的對比,故而對人物心理的探索仍然停留在較淺的意識層面,這是話本小說的普遍現象。

在先民的夢魂觀念中,夢是靈魂脫離身體而進行的活動,魂離有夢,魂歸夢醒,所以夢中所遇的人事即魂游的經歷,可能是真實存在、或者會與現實產生交感的。“三言”、“二拍”所寫到的一部分思夢,即“魂交”、“魂通”所致。情之所中,由此產生心靈感應,夢魂便能相通。《吳衙內鄰舟赴約》(《醒世恒言》第二十八卷)寫吳衙內與秀娥一見鐘情,卻礙人耳目,無法相會。秀娥夜夢吳衙內吟詠一詩,第二日吳衙內題詩相贈,詩句正如夢中所聞。當夜成就私會,吳衙內道:“我昨夜所夢,與你分毫不差……看起來,多分是宿世姻緣,故令魂夢先通。”這種二人同夢的描寫,頗似《詩經》中的“甘與子同夢”,更能突出其情深一往。《金明池吳清逢愛愛》(《警世通言》第三十卷)寫女鬼愛愛與吳清幽會一百二十日,吳清由此得病,后夢見愛愛以兩粒玉雪丹相贈,“將一粒納于小員外袖內,一粒納于口中”,吳清醒來“口中覺有異香,腹里一似火團輾轉”,“摸摸袖內,一粒金丹尚在,宛如夢中所見”。夢中所遇與現實交通感應,亦真亦幻,為小說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

不過,這種帶有神秘色彩的構思與前面所討論的占夢有別。事實上,夢兆吉兇的觀念在這些小說中顯得相當淡化,如《吳衙內鄰舟赴約》寫秀娥夢見與吳衙內的私會被人撞破,司戶將吳衙內撇入江中,她也隨其投水,由此驚覺是夢。她醒后想道:“莫不我與吳衙內沒有姻緣之分,顯這等兇惡夢兆?”待回憶夢中溫存,又想:“難道我夢中便這般僥幸,醒時卻真個無緣不曾?”后來看到吳衙內贈詩與所夢相同,又暗道:“看來我二人合該為配,故先做這般真夢。”值得注意的是,秀娥雖然想到了夢兆之說,其對夢象的判斷卻經歷了兩次變化,小說家詳細描寫她的這些心理,事實上是為了表明她內心的忐忑與不確定,并非以夢兆作為對姻緣的預示,因為夢境最終轉惡,而故事結局是二人鴛盟得諧。且秀娥內心的情愫與對前程的憂慮交織,其夢境由美到惡的轉變亦符合現實規律與生活常態。后來二人真正約會時,吳衙內擔心應夢,秀娥想到夢中被丫鬟看見鞋而導致事露,遂將鞋兒藏過。幾天后私會之事被秀娥的母親發現,是因為吳衙內的鼾聲太大。不難看出,作者對小說自身的敘述邏輯的把握改變了夢驗的簡單傾向,此處的夢在更大程度上是小說家的藝術手法而非吉兇預兆。

當小說家對夢的設計從前程的預示、因果的說明轉移到生活常態的表現時,由于構思的重點不再是尋求夢驗,而是刻畫做夢的情態,小說的藝術手法自然豐富起來。體現在“三言”、“二拍”涉及思夢的小說里,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注重表現夢的現實成因;二、對夢境的構思和刻畫別有情致;三、限制敘事的普遍運用使情節跌宕起伏,虛實交錯。

趙春兒重旺曹家莊》(《警世通言》第三十一卷)寫曹可成為妓女趙春兒贖身后,漸漸坐吃山空,又連遭父亡和妻喪,家道敗落。過了十五年,可成偶然碰見昔日一同坐監撥歷的殷盛,殷盛此時已經選了浙江按察史經歷,正待赴任。曹可成回家后悶悶不樂,當晚夢見自己在廣東潮州府為官,醒來痛哭失聲。顯然,正是殷盛今日的富貴給曹可成帶來了心理上的刺激,從前同為監生,而今一個錦衣玉食,一個枯茶淡飯,自然喚起了曹可成對飛黃騰達的渴望和對往昔作為的懺悔,故而夜有此夢。小說家突出了現實因素對成夢的作用,以當事人的實際遭遇作為夢象的鋪墊,淡化了夢為神靈啟迪的觀念。

其次,因為小說家關注的重點由夢驗轉為夢的情態,勢必會在夢境的構思和刻畫上著力經營,顯得幽微別致。《吳衙內鄰舟赴約》寫秀娥夢到自己聽見吟詩后推開艙門,“吳衙內恰如在門首守候的一般,門啟處便鉆入來”,這樣的情形很符合做夢的特點,因為二人分住在兩條船上,秀娥又是官宦人家女兒,現實中的吳衙內不可能夤夜苦守在秀娥所居的艙門外。而夢具有超越性,吳衙內出現在開門的時刻,正滿足了秀娥的內心期望。《簡帖僧巧騙皇甫妻》(《喻世明言》第三十五卷)頭回寫宇文綬在給妻子的家書中錯封白紙,晚上夢見歸家,見當直王吉在門前洗腳,卻呼喚不應。又見妻子秉燭進房,亦叫喊不睬,“宇文綬不知身是夢里,隨渾家入房去”。小說家對夢境的描寫細致入微,其構思合乎日常做夢的經驗,而夢中的其他人不能感知自己的行為,亦與夢為魂游的原始觀念一致,但消除了其中的夢兆元素,代之以別致的藝術想像。

復次,由于做夢者往往難以察覺身在夢中,所謂“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后知其夢也”,當小說家使用第三人稱限制敘事,以做夢者的視角講述夢境時,故事就會跌宕起伏,情趣頓生。“三言”、“二拍”中許多描寫思夢的小說都采取了這一手法。《宿香亭張浩遇鶯鶯》(《警世通言》第二十九卷)寫張浩反復展玩鶯鶯寄來的彩箋,心有所感,“伏案掩面,偷聲潛泣。良久,舉首起視,見日影下窗,暝色已至……遂徐步出門,路過李氏之家”。這一段敘述完全采用張浩的視角,他不知道身在夢中,讀者自然也會以為這是他的現實經歷。直到“失腳墮于砌下,久之方醒,開目視之,乃伏案晝寢于書窗之下,時日將晡矣”,讀者才悟到他在“良久,舉首起視”的時刻已然入夢。而且,從夢中的“深苑凈夜”到現實中“日將晡矣”的陡然轉換,打破了讀者的期待視野,使情節波瀾蕩漾,妙趣橫生。這類苦心孤詣的安排,在占夢小說里是很難看到的。因為占夢小說作者的興趣多在釋夢和尋求夢驗,寫夢時大都采用全知敘事,顯得相對平淡。此外,限制敘事的手法也有助于氣氛的渲染,在《錢舍人題詩燕子樓》(《警世通言》第十卷)中,錢希白為關盼盼作古調長篇后,“朗吟數過,忽有清風襲人,異香拂面”,接著“素屏后有步履之聲”,關盼盼的鬼魂假托園吏之女與希白相見,希白“向前拽其衣裾,忽聞檻竹敲窗,驚覺,乃一枕游仙夢。伏枕于書窗之下,但見爐煙商裊,花影微欹,院宇沉沉,方當日午”。這一段不但情節跌宕,且造語典雅,奇幻瑰麗。希白醒后又作一首《蝶戀花》,“墨跡未干,忽聞窗外有人鼓掌作拍,抗聲而歌,調清韻美,聲入簾櫳”,正是方才所作之詞。希白啟窗后“見其人頂翠冠珠珥,玉佩羅裙,向蒼蒼太湖石畔,隱珊珊翠竹叢中,繡鞋不動芳塵,瓊裾風飄裊娜。希白仔細定睛看之,轉柳穿花而去”。這一段寫實筆墨緊承夢境出現,似夢非夢,虛實交匯。因為是限制敘事,希白雖然猜測這個女子是關盼盼,但小說家始終沒有明言她的來歷和去向,也沒有交代她何以得知希白剛作的《蝶戀花》,作品終結于她的消失和希白的目送之間,只留下一片翠竹疏花和若有所失的悵惘,清麗深婉,余韻裊裊。

獨孤生歸途鬧夢》(《醒世恒言》第二十五卷)的構思來自唐人小說《三夢記》,但描寫更加細致宛曲。遐叔去西川拜訪父親的舊交,以求應考的資助。白氏夫人“思量要做個夢去尋訪,想了三年有余,再沒個真夢”,接著想親自前往蜀中探問消息,便裝扮作村姑模樣,收拾啟程,路上被一伙輕薄少年所逼,擁到龍華寺賞花飲酒。遐叔恰巧于此時歸家,進城不及,借宿龍華寺,見娘子為這班人所劫,被迫飲酒唱曲,心中憤恨。小說家將這些事件一路寫來,從容不迫,讀者雖有些疑惑,但又摸不著痕跡。遐叔扔磚將惡少們驚散,走到殿上,卻連鋪設器具也完全消失,于是以為娘子已死,適才所見是其魂游。直到遐叔歸來,才知白氏是在夢中離家被劫,遐叔以真身進入了夫人的夢境,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④]。小說的敘述過程真假參差,虛實融合,限制視角造成極大的懸念,充分調動了讀者的閱讀興趣。待最終知其為夢,仍為其中洋溢的奇幻情致所打動,久久沉浸在對夢境的追憶和回味中。

三、記夢小說內涵的世俗化和諧趣化

“三言”、“二拍”中還有一類以記夢為主要題材的小說,與前面的占夢、思夢不同,對夢境的記敘和描寫構成了記夢小說的主體情節,小說大致按照“入夢——夢中經歷——夢醒”的典型結構展開。這類作品,唐人小說有《異夢錄》、《秦夢記》、《枕中記》、《南柯太守傳》、《徐玄之》等,大都寄寓著深刻的人生慨嘆,具有濃烈的抒情和象征意味。然而,這些文人士子的感傷和嘆喟在話本小說的視野里產生了變形。“三言”、“二拍”中的記夢小說數量不多,大體保留了前代作品的敘事結構,但置換了其中人生思考的滄桑感及諷世意味,代之以世俗化、諧趣化的道德及審美追求。

分而論之,《鬧陰司司馬貌斷獄》(《喻世明言》第三十一卷)以夢游陰司的方式在歷史局面的安排上行使了因果報應的原則。《游酆都胡母迪吟詩》(《喻世明言》第三十二卷)亦在夢游陰司中親歷了善惡果報的不爽。對于漢代忠臣良將的不平,陰間的解決方式是讓他們來生作三國之主,向劉邦報前世之仇。對于胡母迪對秦檜“富貴善終”“三代俱在史館”的憤慨,冥王便讓他見證秦檜在地獄遍遭苦刑。這種對歷史人物的非現實設計,體現了話本小說的民間想象和道德勸懲意識。小說家以記夢為框架,載入了對復雜歷史現象的世俗化解釋。

再說諧趣化。“三言”、“二拍”中有少數與“黃粱夢”題材相近的作品,即在夢幻中感受到人生如夢,覺后悟道。但和唐人小說的諷世心態及人生嘆喟不同,小說對諧趣的追求超過了對現實的深刻體悟與思考。唐人小說中的“黃粱夢”、“南柯夢”故事與莊子寓言對夢的描寫相類,表現了人生如夢的虛無感和超然的處世態度。莊周蝴蝶夢的奇幻象征、物我難分為人生如夢的體悟提供了靈感。但在《陳希夷四辭朝命》(《喻世明言》第十四卷)頭回,莊周夢蝶的內涵被諧趣化了。“只為他胸中無事,逍遙灑落,故有此夢。世上多少瞌睡漢,怎不見第二個人夢為蝴蝶?可見夢睡中也分個閑忙在。”在這里,夢蝶的“物化”宗旨被民間的詼諧想像所取代,幽微奇抉的比喻和哲思不見了,代之以讀者的輕松一笑。《薛錄事魚服證仙》(《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寫薛少府在大病中夢見化身為金色鯉魚,為漁戶所獲,險些成為同僚的盤中餐。小說重筆刻畫變成鯉魚的薛少府為逃離刀俎而對昔日下屬叫喊、威逼和哀求,但他們都無法聽見。有學者認為這里有對世態炎涼的感慨[⑤],但同僚部屬不與他相認,實因不知此魚為薛少府所變,加上異物殊途,根本聽不見薛少府的呼救,并非人走茶涼,寡義薄情。他的同年鄒二衙還臨席嘆道:“今薛公的生死,未知何如,教我們食怎下咽?”事實上,小說家著力渲染薛少府的急切與恐懼,以及與他人的音聲難通,更大程度上是為了達到一種諧趣的效果,使情節曲折搖曳。《田舍翁時時經理 牧童兒夜夜尊榮》(《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九)寫牧童寄兒白天本相,夜游華胥國,夢幻與現實形成強烈反差,夢中高官美眷,白天則牛羊喪命,及至在現實中發現金銀,夢里則屢遭險境,最后悟到“世上沒有十全之事,要那富貴無干”。這篇小說反復運用了“入夢——夢中經歷——夢醒”的結構,夢與現實交替出現,極盡跌宕之致。二者的比照是小說家重點經營的對象,體現了諧趣化的傾向。必須承認,薛錄事和寄兒的悟道與其說是出于對人生的徹悟和深刻的幻滅感,毋寧理解為這類小說末尾的固定符號。

總地來說,與唐人小說相比,“三言”、“二拍”的記夢之作在對歷史和生活的表現上缺少深層的人生思考和寓言象征,其吸收了唐人小說對類似題材的處理手法和結構框架,卻置換了唐人小說的深沉意蘊及諷世心態,同時在藝術上對夢的情境和意趣慘淡經營,形成了獨特的民間趣味。

[①] 劉文英《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索》第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

[②] 萬晴川《中國古代小說與方術文化》第23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③]劉文英《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索》第21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

[④] 白行簡《三夢記》,魯迅《唐宋傳奇集》第70頁,齊魯書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⑤] 吳光正《中國古代小說的原型與母題》第151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主要參考文獻:

馮夢龍《三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

馮夢龍《二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

魯迅《唐宋傳奇集》,齊魯書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劉文英《夢的迷信與夢的探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

萬晴川《中國古代小說與方術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路英《釋夢考》,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傅正谷《中國夢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

姜宗妊《談夢——以中國古代夢觀念評析唐代小說》,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本文來源:搜狐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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