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發展,就不能不把熱切的目光投射在明代。我們關注明代小說的傳播現象,不能不重視“三言二拍”的傳播。既往學界對于“三言二拍”的研究大多注重于作家作品的考察和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的描述,著眼于它的本事來源及其影響等,而從傳播學角度對其研究則用力不多。把“三言二拍”放到中國古代文學悠久的傳播歷史中,從傳播學的視角考查其價值,是傳播學中國化的一種探索,也是論者為傳統文化復興獻上的一炷心香。

一、“三言二拍”的傳播審視

傳播者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傳播過程的存在與發展,而且決定著信息內容的質量、數量和流向。在“三言二拍”廣泛傳播的長廊中,主要的傳播者包括作者、書商、改編者和部分讀者等。其中馮夢龍和凌濛初、姑蘇抱甕老人等都受到過良好的文化教育,具有獨特的個性品質,具備良好的智力條件(較高的修養、學識、才能)。也正是由于他們具有良好的傳播者素質,具備良好的傳播能力(收集信息、加工制作信息、收集處理反饋信息等),能夠把有價值的信息有效地傳達至接收者,并取得相應的效果。馮夢龍、凌濛初是傳播通俗文學的先驅。他們更新了傳播文本,用文人視角觀照市民生活,通過改編和輯錄賦予文本以新的傳播價值,即豐富文本的內涵,使其主旨更為顯豁,并且堅持“求真、求俗、關風化”的傳播原則,他們是通俗文學的創作者,也是傳播理論的探索者。

文學傳播載體對通俗小說產生的影響:一是題目、題材,二是版本復雜。在中國傳統社會里,有錢有閑固然是造就一個版本大家的必要條件,而有知有識、有志趣有經驗,更是版本學家成才成名的充分條件,馮夢龍無疑是具備版本大家的條件的。馮夢龍畢其一生致力于通俗文學的編輯創作以及刊行工作。馮夢龍將其一己對社會生活的思考、探索感悟和追求,以文學之筆記載下來,并且是以將近一生的時間,在通俗文學園地中間接地表達其個人對社會的評價與認識。在這當中,有嚴肅的一面,亦有諧趣的一面。嚴肅與諧趣的雙重特色,正好是通俗文學所具備的特質之一。通俗文學若無諧趣便不會得到大眾的喜好;同樣的,通俗文學若無嚴肅的一面,純粹科插打諢,便易流于庸俗,無法彰顯它在娛樂之外另一層面的價值與意義。由于他有深厚的經、史學養以及他對于稗史廣為流覽,加上他個性中風趣、疏狂、不為道所拘的豪氣,使得他的作品通俗而不庸俗,將這兩者完美地融合并且無斧鑿的痕跡。凌濛初接過馮夢龍的大旗,更多地創作自己的擬話本小說。“三言二拍”卷帙浩繁,舊時一般人不易購置,明末抱甕老人(真名不詳)慧眼識珠,發掘“三言”“二拍”的無限商機,從兩書中選出佳作四十篇,編成《今古奇觀》。此書在民間流傳甚廣,有很大影響。“三言二拍”雖也曾因統治階級的禁毀失于流傳,但其中精品卻藉《今古奇觀》傳播后世。

許是出于宣傳效果、傳播效果的考慮,馮夢龍以傳統思想作標簽,特意強調“三言”的文學感染作用、風化教育作用及其社會功能。“三言”收集、編輯故事的取舍,在“三言”序里已說得十分清楚,就是要以此達到“喻世”、“警世”、“醒世”功用,讓讀者感受其懲惡揚善的精神。這注定“三言”會帶有道德教化的色彩,但是其中的道德倫理觀念也已經帶上時代的烙印,比如對于人的自然情欲的充分尊重,對背離禮教的行為則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寬容等。總之,“三言二拍”較多反映了市民階層的感情意識和道德觀念,具有市民文學色彩;表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社會風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藝術上也比宋元話本有了很大進步。

“三言二拍”有力地反映了明末封建社會地主階級逐漸衰落和市民階層逐漸興起這樣一個特定的社會現象。不同于正統文學的重義法、載道之說,“三言二拍”盡情地描摹人之生活常態,表現多彩的世俗人情,展現著人們的七情六欲,使讀者很容易就找到了真實的自我。讀者選擇“三言二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三言二拍”能輻射出五花八門的人間相,尤其是“發跡變泰”題材,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體現時代的新風貌,特別是晚明社會之市民意識的反映。“三言二拍”對文言小說的改編傳播也正是應平民受眾的多樣化需求而出現的一種傳播方式。以“三言二拍”為代表的擬話本小說通過對文言小說的改編,使得那些生動活潑的故事以通俗易懂的白話為語言媒介,走出了貴族的沙龍客廳而被傳播給廣大的市民受眾。從傳播學的角度講,這是一大進步。如“三言二拍”對《夷堅志》的改編,論傳播對象顯然“三言二拍”的改編是《夷堅志》故事得以廣泛傳播的主要原因。

文化傳播媒介的平民化特質使文學創作者的身份普泛化、文學傳播市場化、文學接受大眾化,這是文學傳播的莫大機遇。古代通俗小說絕大部分由民間坊肆刊印,坊肆往往集出版、銷售于一身,兼營小說租賃業務,幾乎承擔起了通俗小說流通的全部事宜。“三言二拍”等通俗文學讀物等,從誕生之日起就俱有了濃重的、無法抹除的商業色彩、市民色彩,適應了中下層民眾的生活日用和文化消費需要,其知識作用和文化意義多在傳播過程中發揮消耗,相較于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傳播廣泛,其在通俗文化傳播方面的作用更不容忽視。現存最早的話本、講史平話皆為瓦子所刻。明代話本小說、章回小說的興盛,書坊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馮夢龍受書坊主之托編輯了“三言”,凌蒙初在“二拍”的序言中表示書坊主的請求無法推脫,只好編改當代故事。(注:《二刻拍案驚奇序》,《二刻拍案驚奇》,沈陽出版社1992年版。)

目錄學建設對于“三言二拍”的傳播有著積極的推進作用。國內學者對“三言二拍”的研究,起步甚晚,起點極低,范煙橋《中國小說史》(1927年版)對其論述不足300字,云“《喻世》、《警世》,今不可見”;在1930年修訂版的《中國小說史略》中,魯迅先生也語焉不詳,稱“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見,僅知其序目”。然而,僅僅隔了一年時間,即1931年,孫楷第先生發表長文《三言二拍源流考》,全文論及各種版本的三《言》二《拍》小說竟達24種之多。

傳播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思想和信息的交流,“三言二拍”的傳播過程,充分體現了傳播者對受眾的重視。“三言二拍”的讀者,可以分為直接讀者與間接讀者兩大類。直接讀者通過閱讀小說文本來接受小說內容,其獲取文本的方式主要有購買、轉借與租賃;間接讀者則依靠聽書、看戲等途徑,間接接受小說內容。直接讀者與間接讀者,分別確立了明清通俗小說兩種最為基本的傳播方式——版籍傳播與曲藝傳播,并進而對“三言二拍”的文學面貌及社會地位,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三言二拍”是適應讀者、觀眾的需求應運而生的。當時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甚至海外貿易也相當活躍,不僅華人出海經商,外商也進入中國來貿易,因此在城市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市民階層擴大,不僅人數增多,而且政治經濟力量也不斷壯大。他們必然要求在文學中反映他們的生活和思想愿望,而以語言通俗和情節曲折生動為特點的話本形式,最便于反映他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因而受到了他們的歡迎。

“三言二拍”的國外受傳者主要是一些高素質的群體,他們一方面是 “三言二拍”的受傳者,另一方面又是向西方傳播“三言二拍”的傳播者。傳教士大量譯介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始于18世紀的法國耶穌會士。 1735年,竺赫德(亦譯“迪哈爾德”)主編出版了四卷本的《中華帝國全志》(亦稱《中國詳志》或《中國通志》),書中載有法國耶穌會士殷宏緒法譯明“話本”《三言》、《二拍》中的《莊子休鼓盆成大道》、《懷私怨恨仆告主》、《呂大郎還金完骨肉》,“三言”于明末清初傳到日本,對日本的通俗文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十八世紀時,日本的岡田白駒、澤田一齋師徒二人從“三言二拍”和《西湖佳話》中選出部分作品譯成日文,編成日本“三言”,即《小說精言》、《小說奇言》、《小說粹言》。由抱甕老人選編“三言二拍”而成的《今古奇觀》是第一部被介紹到歐洲的中國小說集。1893年,法國巴維爾譯的《小說與故事》中,收了《灌園叟晚逢仙女》譯本。當時,中國小說流行在歐洲的文壇。德國的著名詩人席勒讀了《今古奇觀》后驚訝不已,寫信給歌德說:“對一個作家而言,……埋頭于風行一時的中國小說,可以說是一種恰當的消遣了。”這些權威人士對“三言二拍”的接受與認同對“三言二拍”在國外的傳播起著極大的作用。只有他們先認同“三言二拍”,他們才會將“三言二拍”向西方受眾傳播,而且受眾在接收傳播時都有自己的選擇,受眾一般選擇那些具有權威性的信息,他們在本國的權威性使西方受眾更容易接受他們所傳播的“三言二拍”。

傳播效果是對整個傳播過程的檢驗和反思總結,對新的傳播過程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傳播對社會的影響通常具有正反兩方面的影響,正面的或者說積極的影響一般包括認識功能、教育功能、宣傳功能、娛樂功能等,反面的或者說消極的影響一般包括社會問題、社會風尚、兒童問題和鑒賞力下降等。影響傳播效果的因素也通常分為外部的和內部的兩個方面,外部因素一般包括先驗觀念、團體規范、受眾個人差異和社會類型,內部因素一般包括傳播的信息來源、傳播的媒介、傳播的態度、方式、技巧以及傳播的內容。論者在此僅就影響傳播效果的傳播來源及目錄學建設研究略作分析。“三言二拍”正是通過對原文本主題內容、情節結構以及語言文辭的改編,使之更適應隨著時代進步不斷變化的受眾的價值觀念和審美情趣,從而獲得良好的傳播效果。如馮夢龍對宋元話本舊篇的改編,便有意識地加強了作品的“情教”功能,對被商品經濟刺激起來的洪水般的人欲進行導流。例如據《錯認尸》改編的《喬彥杰一妾破家》便通過增加無賴王酒酒的可恥下場,強化善惡有報的思想。最能代表馮氏為適應市民階層的道德審美需求所作的改編是《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在文言小說《珠衫》中,對“失節”婦女有一定程度的寬容,據之改編的話本小說《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則一反傳統的道德觀念在這一點上作了更為細致的強化處理,使之更具時代精神,放射出人道主義光彩。

二、“三言二拍”的傳播特征

“三言二拍”作為通俗文學異軍突起的里程碑式作品,在歷史上曾被列為禁書并慘遭銷毀的噩運,但仍能廣泛傳播到世界各地,有其獨到的傳播學特征。

(一)在傳播目的方面,“三言二拍”的傳播始于馮夢龍和凌濛初的“抒豁懷抱”和“射利糊口”。馮夢龍慘遭閹黨迫害,從而發憤著書,完成了“三言”的編撰工作;凌濛初的《二刻拍案驚奇小引》更是非常明確地道出了這一事實:“丁卯之秋事,附膚落毛,失諸正鵠,遲回白門。偶戲取古今所文一二奇局可紀者,演而成說,聊書胸中壘塊。非曰行之可遠,姑以游戲為快意耳。……為書賈所貞,因以梓傳請。隨鈔撮成編,得四十種……賈人一試之而效,謀再試之。意不能恝,聊復綴為四十則。”

(二)在生產方式上,作者和出版者對它們進行了認真的包裝。這項工作的主要內容是在小說的序言上以“通俗”作為賣點,進行大張旗鼓地宣傳,從而吸引受眾的眼球和前來購買。如《古今小說》序言中,出版者就很明白地指出了此書所面對的是“里耳階層”。同時又標持此書雖然是案頭文學,但閱讀所得的趣味一如“說話人當場描寫”。在《警世通言》序中,編輯者也不余遺力地夸耀本書的好處,張揚它的通俗、形象和生動的特點。此外,作者還標持了小說的價值,指出其價值一點也不遜色于經書史傳。“二拍”與此一脈相承,也是定位于通俗,從形式和價值兩個方面進行積極的包裝,并很是在張揚其所寫內容“奇怪”這一賣點上下功夫。

(三)在內容方面,極力迎合市民階層欣賞情趣。由于及時表現了新興的市民階層的愛情觀點,“三言二拍”眾多動人的愛情故事就給市民讀者一種說不出的親切感。諸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賣油郎獨占花魁》、《金玉權棒打薄情郎》、《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等描寫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抨擊封建婚姻缺席對青年的迫害的故事很容易就引起了讀者的共鳴。

(四)在傳播環境方面,立足最佳的時空結合點。在中國古代,傳媒工具的進步和改善對文學創作的影響之大,還沒有超過明代的。商業的繁盛,經濟的高度發展,城市的規模擴大,這些都與傳播活動的強度、力度、深度、信息覆蓋面等緊緊地聯在一起。明代商業經濟在宋元商業經濟基礎上有很大的繼承和發展,與文學傳播密切相關的圖書出版業也取得了驚人發展,并出現了刊刻圖書以牟利的情況,而且非常普遍和風行。譬如杭州、蘇州以及福建均是當時印書業的重鎮。與明代眾多通俗小說一樣,“三言二拍”也是由此流向全國各地的。

本文來源:價值中國網? 作者:王運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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